評論圓桌 | 田園牧歌的現代處境與創作主體的三種姿態——“湖泊同題”的敘事倫理分析

田園牧歌的現代處境與創作主體的三種姿態

——“湖泊同題”的敘事倫理分析

方維保

提要：余同友的《湖泊》、木葉的《野放牛》和李云的《漁光曲》有著共同的事件原型，即環保背景下的“遷牛離島”的本事。經過作家的工作，不但衍生出了為數眾多的故事，也使得本事的主題發生了不同向度的偏移，或為精神療愈之書，或為愛情神話，或為鄉鎮工作者的工作記憶。通過對小說創作主體的敘事倫理考察，可以發現三位作家在敘述中都出現了寫作贊助人的形象，但處理的方法又有著很大的區別，或回避，或設法庇護，或化身為代言人；三位作家面對自然環境被現代化“改造”，各人的姿態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或委曲求全，或堅定反抗，或妥協服從。

關鍵詞：同題小說；本事；故事；人事；敘述倫理

1、從“環保”本事衍出的“故事”

從小說學的原理上來說，盡管小說可以充分的虛構，但寫實主義小說很多又是有“原型”的。而這所謂的“原型”，也就是作為小說想象的起點和基礎的“本事”。而余同友的《湖泊》、木葉的《野放牛》和李云的《漁光曲》三篇小說，就是一個從“環保工作”而衍化和生發出來的“故事”。

最近這幾年，因為環境保護、旅游開發和安全等方面的考慮，長江沿岸的很少省市都出臺了將江心洲、湖心島上的居民或牲畜，搬離江心洲和湖心島的政策和措施。詩人和小說家木葉的家鄉——安徽省宿松縣，估計也有類似的政策措施。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島上或江心洲的原有居民，就有了各種各樣的心態，可能有人很興奮，可能有人熱土難離無比留念，也有人可能心情矛盾復雜。余同友、李云和木葉，曾于2022年7月一起從他們工作的城市去到木葉的老家宿松縣，并同游位于下倉鎮附近的黃湖，以及靠近下倉鎮的湖心洲“上馬墩島”“下馬墩島”。其時，下倉鎮政府正在落實“搬離荒島”的環保計劃，即將原來生活在上馬墩島上的散養牛群搬離到陸地上重新安置，以避免大規模的養牛所造成的牛糞污染，而在落實政策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余同友、木葉、李云三位特別敏感于“荒島”“遷徙”以及“湖泊”的文人騷客，訪問了鄉鎮工作者和居民，了解到了以上的這些工作內容，并將這些工作內容作為小說創作的“本事”，并進而創作出了以牛群和居民撤離荒島為主題的小說《湖泊》、《野放牛》和《漁光曲》等三部小說。

中國文人的佳話之一，就是同游同題吟詩作賦。1924年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就以《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為題，分別寫了一篇散文，人文俱佳，一時佳話。余同友、木葉和李云皆兼具詩人和小說家的雙重身份，所寫的三篇小說雖不是“同題”，但小說的“本事”卻是一樣的（“同題材”），——湖泊中的孤島上馬墩上的牛群撤離到陸地上。湖泊環保“本事”在三部小說中的“留痕”還是比較明顯的，比如共同講到“大湖”（李云小說中稱為“藍湖”，實際由“黃湖”化來）、“上馬墩島”、“島上的牛群”、政府環保目的的牛群撤離工作和牛群所有人的思想疏通工作，以及與此相關的自然環境——湖泊的敘述等。創作主體出于對“本事”的尊重而讓歷史文本涉入文學敘事，既是為了給自己的想象找到一個蹦跳的起點，也是為了對歷史場景背后的人有所交代，當然也是為了迎合國人的歷史癖好。正是由于他們共同的對“本事”的尊重，使得筆者能夠將這三篇小說放到一起來加以研究，并在“互文”語境中對其進行共同性和差異性的解讀。

雖然余同友、木葉和李云所面對著的“歷史本事”是相同的，并且三位都具有詩人身份，但各自的創作個性、生活閱歷和個人癖好的差異，卻使得他們講出了三個差異很大的“故事”。

小說家不是歷史家，他只需要對“本事”做基本的尊重，而不需要拘泥于“本事”，他有權力根據自己對“本事”的理解，以自己的情感價值為指針，對“本事”中所潛藏著的可能性進行發掘，并動用個人的經驗在想象中來完成重新編碼和敘述，并進而講出具有獨立個性的故事。也就是說，《湖泊》《野放牛》《漁光曲》三部小說雖然有著“原型”的影子，但它們并不是歷史文本而是小說文本。由此，我們在研究小說的時候，在考察小說的“本事”之外，還要考察小說的“故事”，考察小說在“本事”的基礎之上，衍生了多少層次的“故事”。

余同友的《湖泊》①講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木匠汪長松、打魚女王翠花夫婦，在他們患抑郁癥的養女紅波去世之后，王翠花也罹患抑郁癥；一個是長江禁漁后無事可做的汪長松、王翠花在上馬墩島上養牛，以及汪長松和王翠花與島上的牛群建立了親密的情感，在汪長松撤離島上牛群的過程中，瘋癲的王翠花驀然清醒，駕船救出丈夫和最后一頭調皮的牛“黃毛”。這是兩條近乎獨立的線索和故事，但余同友卻通過“患病”和“病愈”的前后排列結構了一種因果關系，更是建立了調皮的黃毛和養女紅波之間模糊的對應關系。木葉的《野放牛》②也講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一姝和一丁年輕時代的戀愛故事，交代了上馬墩島上牛群的由來。但是，這個故事卻不是故事的正面，而是通過補敘來完成的；一個是報友兄弟以及六七利欲熏心試圖謀取島上牛群的利益，并與一姝構成了對抗關系。而牛群大概率是要被屠宰了，但也不能確定。李云的《漁光曲》③則講述了三個故事，一個阿香婆在上馬墩島上養牛，給城里的兒子買房；一個是鎮上的女干部楊瑤瑤帶著男朋友到島上拍視屏，導致小島和牛群出名和小鎮成為旅游熱點；一個是楊瑤瑤接受鎮書記的任務動員阿香婆將牛群從島上撤離。《漁光曲》的故事較《湖泊》和《放野牛》要復雜得多，原因在于鎮政府在奉命撤離島上牛群的同時，又要鏟除候鳥的棲息地黑樹林，轉而又要重新開發荒島。但，《漁光曲》的主敘述人卻是下鄉掛職干部楊瑤瑤，副敘述人才是牛群的主人阿香婆。《漁光曲》有“下鄉”敘事的基本構型，即串起三組人物和三個故事的是楊瑤瑤這個人物和她的工作，整個故事實際上就是由阿香婆和楊瑤瑤之間的沖突而構成的。《漁光曲》的結尾，與《湖泊》《放野牛》都不同，原因就在于鎮政府最后給島上引進污水池處理廠，也就是說島上的牛群也就不用撤離了，黑樹林也不用被砍伐了，甚至連楊瑤瑤和男朋友剛子的愛情在經歷挫折之后又重歸于好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大團圓”的結尾。

從故事層面來看，動員島上居民和牲畜搬離荒島的工作，在落實到小說的故事層面的時候，許多模糊不清的東西都被有傾向性地具體化了，一是核心主人公都被落實為女性，而且都是年老女性；二是故事都圍繞著牛與人的關系而展開；三是“本事”介入文本有遠有近，《湖泊》最遠最模糊，《野放牛》次之，而《漁光曲》最近，涉入也最深；特別是四，敘述重心發生了變化，《湖泊》的重點在于講述牛對人的療愈，假如從第二部分看，近乎是一篇動物小說；《野放牛》主體部分都是圍繞一姝過去的愛情故事展開的，近乎是一篇愛情小說；只有《漁光曲》最為切近“本事”，但也有向阿香婆這個人物身上溜的趨勢（她本來就是李云的目標主人公）。由上可見，雖然具有共同的“本事”，三位小說家所講述的故事卻發生極大的變異，甚至離開了“環保”主題。

2、小說文本之內的解讀——形象主體的“人事”糾葛

文學皆是人學。所有的小說不管故事怎樣的精彩，但精彩的故事并不是文學的最終目標。《湖泊》《野放牛》和《漁光曲》最終都還是圍繞著“人事”而展開的。而正是在“人事”的管理中，三部小說在故事敘述中體現了創作主體對“人”的關懷。由此，三部小說幾乎共同地將一個“社會事件”轉化為關涉“人”的命運的文學敘述。

余同友的《湖泊》雖然敘述撤離島上牛群的本事，但其重心似乎更在于強調牛和人之間的關系上。造船木匠汪長松和打魚人王翠花，因為禁漁而喪失了職業，并導致精神憂郁。因為王翠花一句溺死小貓的實話，誘發了患有抑郁癥的養女紅波的自殺。雖然紅波的死亡，主要源于她的愛情挫折和抑郁癥，但追溯起來，還在于其母親的抑郁癥的誘發；而母親之所以患上了憂郁癥，而在于其職業的喪失。如此追溯的最后結果，都歸咎于“禁漁政策”。如此作者不但解釋了上馬墩島上的牛群的來處，即汪長松和王翠花夫婦養的，而且，給養牛人找到了一個利益之外的理由，即汪長松和王翠花夫婦對愛女紅波的情感寄托。小說的后半部分幾乎完全沉浸于書寫汪長松、王翠花夫婦與牛群的交往，以及在遷移政策逼近（倒計時）的情況下，人與牛之間的神奇的配合。這一部分，可以說是一種基于療愈王翠花精神疾病的目的而設計的情節，但卻恰到好處地表現了人和牛之間的惺惺相惜，心靈相通。小說利用汪長松的幻覺，在調皮的犍牛黃毛和養女紅波之間建立了神秘的隱喻，牛就是人，人也就是牛。牛群安慰了汪長松和王翠花夫婦受傷的心靈，而他們夫婦也將牛群當作女兒一樣來養。既然牛就是家庭里的成員，當然不可能被送去屠宰場，而是要被養起來，所以小說給了可愛的結尾，即牛群似乎要被帶回去當“寵物”養。小說《湖泊》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部療愈之書，也是一部動物主義小說。《湖泊》中汪長松遭遇暴風雨的情節，可以說是神來之筆。作者寫了兩個出人意外的場景，一個是瘋癲的王翠花的突然清醒和駕船來救丈夫和牛，一個是犍牛黃毛始而拒絕離島終而在暴風雨之中前來救助主人，并跟隨主人夫婦離開上馬墩島。汪長松、王翠花和騷牯牛黃毛之間的相濡以沫的情感達到了頂點，很好地詮釋了人與牛之間的關系。小說中王翠花的抑郁癥的治愈，正是來自于島上的牛群。余同友試圖在論證，焦慮的現代社會的拯救者，恰恰就是他所試圖屠戮的對象——動物。

木葉的《野放牛》的敘述重心幾乎完全不在牛群的身上，假如說余同友的《湖泊》中還有一頭名字叫黃毛的牛犢的話，而《野放牛》中的牛群則完全只是一個傳說中的存在。整個故事實際上是將上馬墩島上的牛群作為一個揭秘敘事的入口和考驗人心的試金石。與《湖泊》對人與牛之間關系的詳盡的敘述不同，木葉只是借用搬遷島上牛群的事件，來講述一個愛情故事。小說通過上馬墩島上牛群的由來，揭秘了一個塵封已久的非法愛情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忠誠與背叛的故事。已經人老珠黃還對一丁心存幻想的一姝，與其說是在守護島上的牛群，不如說是在守護她自己的青春夢想，守護一姝和一丁當年濃情蜜意的愛情的證物。當作為那場愛情的當事人的一丁，前去勸說一姝賣掉牛群時，無疑就是說他對那場愛情和隨后的背叛，完全不認賬了。當然一姝受到的打擊的并不僅僅只有愛情，還有親情。兩個姨侄兒報友兄弟，為了從島上牛群獲得利益，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整個敘述圍繞著是否撤離牛群這一事件，形成了對核心人物一姝的“圍攻”的態勢。當六七派人上島考察牛群的時候，這一圍攻就從口舌之爭上升到了實際行動。當一姝因為六七上島立即精神疾病發作以后，故事隨即戛然而止。在《野放牛》這部小說中，一姝代表的是一種精神夢想，而一丁、六七和報友兄弟所代表的是橫流的物欲。諸如一丁、報友兄弟以及六鎮長等人物，作者雖然盡力為他們開脫，比如一丁因為不出五服而移情別戀，比如六鎮長批評了六七的莽撞行為，但總體上都屬于形象晦暗的勢力，都是侵害者。

在李云的小說《漁光曲》中，阿香婆是當之無愧的核心人物，所有的人物都圍繞她轉，所有的故事也都由她而起。鎮書記和楊瑤瑤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阿香婆自己又忙著養牛和教育孫子剛子。由掛職干部楊瑤瑤的工作，牽扯出楊瑤瑤的男朋友以及他的拍視屏的故事，由島上所養的牛又牽扯出環保問題，由阿香婆所占據的上馬墩島而牽扯出黑樹林以及候鳥棲息地等故事，由阿香婆的介紹而帶出了她的孫子和遠在北京的兒子的故事，由阿香婆的不愿意下島而牽扯出鎮政府在環境保護和旅游開發中首鼠兩端。正是通過這些復雜的人事關系，李云展現了現代性和田園牧歌的復雜糾纏，政府工作動搖在撤出牛群保護環境和保留島上牛群建設污水處理廠并進行旅游開發的兩難之中；阿香婆也動搖在固守上馬墩島守望田園牧歌和利用上馬墩島養牛發財之間。在有關阿香婆的敘述中，現代化的政府工作方式，新聞傳播和工業資本等，非常強悍地主宰著作為傳統生活方式符號的阿香婆的命運，她不再是一個自足的存在，而是被作為一個等待處理的“問題”，無論她愿意還是不愿意。當小說敘述人楊瑤瑤被鎮書記分配工作，專門去做阿香婆工作的時候，就邏輯上決定了阿香婆的被動地位和最終離開她的島和她的牛群，還有她的生活方式的命運。阿香婆，被動地被一次次“發現”，比如她被發現是一個非常了不得的民歌手，比如她的島被發現是一座適合休閑度假的好去處，比如她的島被發現是適合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基地，還比如她的島被發現是一座候鳥的棲息地。同時，作者也并不如《湖泊》《放野牛》的作者那樣將阿香婆寫成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話中的人，也沒有將島寫成知識分子的精神寄托之所，而是將阿香婆和她的牛群放置于現實生活之中，她養牛是為了給兒子在北京買房子，她在與公職人員楊瑤瑤的溝通中也懂得妥協；雖然對剛子拍視屏具有本能的排斥，對剛子的視屏導致的游人如織打破生活寧靜心存不滿，但也并沒有決然拒絕和反抗。她在退讓中盡可能多地保留她的領地。小說圍繞著阿香婆和她的牛群是否被處理，可以說一波三折，而最后的結局竟然是建污水處理廠和留下黑樹林。作者通過這樣的情節變化，一方面表現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與所謂的現代化生活方式發生了交流和沖撞，另一方面又表現傳統的生活方式在與現代化生活方式的交流和協商中被改造、修改。而在這樣的交流和沖撞中，阿香婆也不是一個尷尬的應對者，而是一個應付裕如的老練的政治家。也與《湖泊》《野放牛》不同，《漁光曲》對上馬墩島上牛群的搬離的理由進行了非常明確的說明，那就是牛糞污染損害了長江生態保護。假如說《湖泊》《野放牛》都是悲劇結尾的話，而《漁光曲》卻是一個大團圓，牛群主人阿香婆兩次唱歌，更是增添了小說的喜悅氣氛。對照“本事”，可以說《漁光曲》是最為切題的一部。

3、文本邊緣的解讀——創作主體的敘述倫理

創作主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文本的主宰者。他總是或多或少地參與到故事的敘述之中。哪怕就是那些主張零度介入的新寫實主義小說也是如此。《湖泊》《野放牛》《漁光曲》的三位作者余同友、木葉、李云，不但以故事的編制，情感的抒發，而且以敘述人的身份深度介入了小說敘述，并且以他們各自介入方式和程度的不同，而體現了不同的敘述風格。

余同友在小說《湖泊》中顯然是一個持有原始理想主義的詩人。在小說《湖泊》中，余同友通過王翠花的患病和她的被牛群所治愈，很明顯地表明了她對原始漁業和木匠生活方式失去的痛惜，和他對于導致精神疾病的各種政策的憂慮，以及他對原始生活方式的認同和追思。一方面，小說采用了“倒計時”的手法，讓屠戶老劉口中的“環保需要”，不斷給予主人公汪長松、王翠花夫婦增加壓力，以渲染汪長松夫婦與“環保需要”之間的對立關系。另一方面，作者又顯然既不愿意養牛人與“環保需要”之間發生正面沖突，也不愿意使自己的原始自然倫理與“環保需要”之間發生沖突，因此，他將“環保需要”處理為劉屠戶口中的“謠言”，就在汪長松夫婦和剛性權力之間加上了一個楔子或防火隔離帶，因為“環保需要”“限期遷移牛群”的政策，是通過屠戶老劉轉述給汪長松的，這就使得政策的真實性大打折扣，變得捉摸不定和令人懷疑。政策的如此送達方式，顯然極大弱化了汪長松夫婦與鎮政府及其限期遷移牛群政策之間的對立，也弱化了其在執行限期遷移牛群的過程中所應該承擔的倫理責任（因為都轉嫁給了屠戶老劉），也弱化了創作主體與贊助人之間的對抗，當然也使得小說的主題變成了物質欲望與自然倫理之間的沖突，而不是剛性權力與自然倫理之間的對立。

但是，雖然作者采用模棱兩可的曖昧敘事，試圖減緩或弱化現實政策在傳統生活方式失落中的責任，但政府的“環保需要”無論是否通過屠戶老劉轉述（屠戶老劉轉述更具有威懾力），都是實實在在的一種具有強制性的壓力。這種倒計時的壓力機制，為整個敘事營造了一種焦慮氣氛和危機感。余同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探討了王翠花抑郁癥發作的原因。很顯然，王翠花之所以發病的直接原因在于“長江禁漁”，作為漁民的她喪失了她賴以寄托的生活方式；女兒紅波的自殺則源于王翠花道出了殺貓崽的事實，而王翠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抑郁癥發作。通過這種層層遞進的穿透敘事，作者將病因直接指向了“長江禁漁”等政策。創作主體顯然不能也不愿意將小說中的人和牛塑造為直接的對抗者和保衛者，他所能夠做的只能是讓小說中的人物將外在的危機內化為自己的內在焦慮。當然人物內心的焦慮不能向外在社會尋找到釋放和紓解之時，就只能轉向善良的牛群訴說，向動物尋求精神支援。余同友從疾病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汪長松王翠花夫婦的憂郁癥的病因，并探討了其治愈之道；余同友更從情感角度，表現了在現代社會中依然沉浸在原始生產、生活方式下的人們，面對現代化沖擊時內心的不安、委屈和無奈。余同友對這些人精神的流離失所充滿了同情，并為他們唱了一曲挽歌。而正是這曲挽歌，暴露了作者的反現代性的原始主義立場和對于原始田園生活的向往。而從敘述策略的角度來說，這種倒計時的壓力機制其實只不過是作者溝通養牛人與牛群之間關系的加速器。正是在日益增強的壓力之下，人與牛之間的感情迅速升溫，并最終成為命運的共同體。由此可見，余同友的原始主義表現得十分狡猾。

小說《野放牛》中所講述的將牛群撤離上馬墩島的理由似乎是六鎮長的突發奇想，但導致的后果很嚴重，那就是一姝的抑郁癥發作。不過，木葉同樣對六鎮長的責任進行了能夠實現免責的“隔離”。六鎮長只是讓六七去勸說，但六七又找來報友兄弟，而報友兄弟勸說無效，六七就私自派人上島察看。而這一切都是“瞞著”鎮長私下行為。當鎮長被堵在辦公室以后，就立即批評了六七的胡作非為。鎮長的“領導藝術”，成功地將他自己置身于事件之外，獲得了責任的豁免。與余同友的《湖泊》一樣，木葉很好地處理了他的故事與贊助人之間的倫理關系，但筆者不管怎么看又都有點反諷的味道。好在小說《野放牛》只是將撤離島上的牛群作為一個借用的故事套，以達到對一姝隱秘的非法愛情的講述。雖然如此，作者還是很好表現了主人公一姝對上馬墩島和牛群的守護。瘋子一姝周圍的親人們，對她的“圍獵”，不僅是對她所保存的愛情夢想的“圍獵”，也是對養活了這場愛情神話的上馬墩島的“圍獵”，當然也是對能夠寄存人類愛情神話的世外桃源的“圍獵”。當一姝被送往精神病醫院之時，上馬墩島及其上的牛群，就失去了它們的守護神，其命運可想而知。作者幾乎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是人類的日益膨脹的欲望，才導致了浪漫之地的被毀滅。作者幾乎將自己寄身于女主人公一姝的身上，被動地感受著精神尊嚴遭受物欲戕害所帶來的痛苦，無可奈何，只能發瘋。作者雖然以報友兄弟們的角度在敘述，但實際卻寄身于一姝這個形象之上，通過一姝的痛苦乃至發瘋，表現了物欲與美好人性的尖銳的對立。總之，在余同友和木葉的筆下，強迫遷移都是一種反自然也是一種反人性的力量。而島嶼、牛群以及它的主人，恰恰是美好的自然人性的象征。與《湖泊》中的汪長松和王翠花夫婦的隱忍不同，木葉塑造了一個勇敢的反抗者。盡管這個反抗者并不是為了島上的牛群，但在撤離島上牛群的大背景下，一姝的行為完全可以看作是抗拒搬離牛群的轉喻。同時，小說中一姝對壘一丁、六七、報友兄弟和六鎮長等眾人的失敗，實際就被表述為精神夢想被橫流的物欲所淹沒。由此，一姝當得上是一個孤獨的悲劇英雄了，而這正是“島”最為常見的象征意蘊，可以說一姝就是那座孤獨的“島”。此外，《野放牛》所講述的愛情故事，由于作者將其作為一個秘密來敘述，因此，很有神話原型的味道，或者說作者在不自覺之中激活了神話原型，即兄妹創造人類的創世神話。通過一姝這一形象及其與眾人之間的關系，筆者也可以看到作者木葉內心中流動的血性和激烈之處，以及字里行間的宗教意味。

李云在寫作《漁光曲》時，與《湖泊》《野放牛》一樣，面臨著平衡人物形象、作品主題與贊助人關系的問題。在《漁光曲》中，在《湖泊》中壓根就沒有出場的鎮干部，在《野放牛》中只是出個身影的六鎮長，在《漁光曲》中卻顯出了完整的身影，而且成為整個故事的敘述者，那就是被鄉書記派去做阿香婆工作的掛職女干部楊瑤瑤。在《野放牛》和《湖泊》中，“我”是作為一個隱形的“他者”而存在于敘事之中的，“我”雖然看上去對鄉鎮干部提供了敘述庇護，但“我”跟他們并不是一伙的。而當楊瑤瑤成為《漁光曲》的敘述者之時，創作主體就已經附靈于這個人物的身上，“我”的他者地位也便不復存在，換句話說，楊瑤瑤的意志就是“我”之意志的代言。

這是一種典型的“下鄉工作隊隊員”敘事。因為楊瑤瑤是受鎮書記的指派去做阿香婆的工作，鎮書記的指示就成為她的工作目標。而政府的日常工作形態就是解決問題。所以，在楊瑤瑤的視野之中，阿香婆及其養在上馬墩島上的牛，就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楊瑤瑤的男朋友剛子拍視頻導致上馬墩島成為旅游打卡地，造成環保壓力而受到上級的批評，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小說的出奇之處在于，在“環保”線索之外，另立了一個“開發”的線索。這看上去與“環保”相沖突，但也是地方政府不得不為的一項工作。怎樣在“環保”和“開發”二者之間求得平衡？這當然是地方政府的需要思考的問題，但始而“環保”終而“開發”卻使得基層工作者楊瑤瑤疲于奔命。這種“環保”與“開發”的矛盾，在造成楊瑤瑤工作難以篤定的同時，也造成了阿香婆和她的牛群命運的動蕩不居。當然，最后實現了神奇的妥協，即在島上建設污水處理廠保留牛群、保留黑樹林保持島上生態，同時又另外建設游樂設施。楊瑤瑤的這些日常工作，看上去事事處處關聯著阿香婆，但其實是與阿香婆沒有多少干系，她和她的牛群只不過被動地等待處理而已。小說以楊瑤瑤為視角的敘述，非常鮮明地突出了以“服從”為基調的下鄉工作隊隊員的工作特色。而這正體現了被楊瑤瑤代言的“我”的對待“環保”和“開發”并舉的工作態度，也體現了“我”對于阿香婆及其所代表的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改造”“利用”的態度。創作主體的此種姿態，是社會工作層面上，它與余同友、木葉面對現代化所持有的消極抵抗或委曲求全的態度有著顯著的不同。這使得《漁光曲》成為一個與“本事”最為接近的一個文本。

從《漁光曲》可以看到，作為實際工作者的小說李云的敘述風格。正是創作主體的化身為掛職女干部楊瑤瑤的敘述，從而導致了敘述內容（也是女主人公的工作內容）的繁多。楊瑤瑤不但要勸阿香婆離開上馬墩島，要考慮這些牛屠宰了以后價值幾何，要考慮對上馬墩島進行旅游開發，還要考慮建設污水處理廠，要考慮保護鳥類棲息地黑樹林，更要考慮利用新媒體讓島和牛聲名遠揚，要考慮阿香婆不養牛以后的出路問題，當然還有考慮楊瑤瑤的婚姻問題，以及考慮上級的指示，等等。基層干部日常工作形態式的敘述，使得《漁光曲》的敘述很是“熱鬧”，線索也十分繁多。但是，在熱鬧的敘述中，筆者卻嗅到了某種鬧劇的味道。阿香婆、上馬墩島及其上的牛群、黑樹林，正在被以各種名義反復折騰，不再是一個世外桃源而是一個光怪陸離的現代化的試驗場。只有從這里，我們才能理解作者在“題記”中的有關“田園牧歌”消失的感嘆。但是，李云的《漁光曲》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具有反諷意味的浪漫主義文本，它是真正的現實主義文本。李云幾乎是以一個實務工作者的姿態，而不是余同友和木葉的浪漫詩人的心態，寫出了基層工作的現實，就是這么的熱鬧，就是這樣的務實，就是這么的風風火火的工作。盡管他也如余同友和木葉一樣多少迷戀著原始的田園牧歌，但他又必須面對著現代化的現實，不斷地工作著，不斷發現問題，不斷地解決問題。李云是一個實際的工作者，小說中的楊瑤瑤也是。但是，我想應該給小說主人公楊瑤瑤減輕工作壓力，也給小說的敘述增加點閑筆。

注：

①余同友《湖泊》，《星火》2022年第6期。

②木葉《野放牛》，《山西文學》2023年第7期。

③李云《漁光曲》，《北京文學》2023年第6期。

——本文原載于《新文學評論》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