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說家壟斷不了對世界的想象

寫作日久，有時不免會揣測，究竟是出于何種動機，人類展開了短篇小說的寫作。就是說，我們究竟是被何種目標或對象所吸引，激發和維持了寫作短篇小說的內部動力？

寫《威克菲爾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驅使？是什么召喚了塞林格，讓他寫出了《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

之所以不去以《紅字》猜度霍桑，是因為相較于短篇小說的寫作，寫作長篇小說的動機似乎更容易被描述，它們宏闊龐然，有著清晰的身軀，并且，描述起來也容易滿足人類追求“確鑿”的本能，換一種說法，就是它們也許更容易被說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而短篇小說的寫作動機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與隨機感，它們難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難以被輕易地表達。就好比，當我們力圖去說明“灰色”時，總是會比力圖說明“紅黃藍”時感到吃力和為難。

那么，為什么不以《九故事》來整體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為，當九個短篇被他集體命名后，“意圖”擴張，于是“意義”彰顯。而這構成“整體”的“九分之一”，顯然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它獨立成章的時候，必定沒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規劃性”。打個比方，一本小說集或許可以被稱之為一棟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個篇章，或許只是局部中的殘垣斷壁。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我總是會對這些更加難以被抓在手心的問題所吸引？總是會對沒有清晰答案的問題產生興趣？同樣，我自己也回答不了。硬要作答，也只能差強人意地將之推卸給“天性”。嗯，或許是，我的“天性”中有著迷戀含混事物的因子，我喜歡面對“沒有答案”之時的無力感。這當然是局限。當強人們十拿九穩地將世界像是捏著一塊生鐵似地捏在手心時，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時候只能是猶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體味把握的同時，那種勢不可擋的流逝感也一并發生。

偶然性，隨機感，灰色，無力，殘垣斷壁，掬水捧沙，勢不可擋地流逝……這一切，或許亦可被視為我對短篇小說的認知？不不不，一定不是，若這件事情能如此簡單地被定義了，它就已經是一塊能夠被手拿把抓的生鐵。

霍桑和塞林格是問不著了，有機會的話，我也許可以問問孫甘露寫作《信使之函》時的動機，問問格非寫作《蘇醒》時的動機。我想他們一定能夠聽得懂我是想問什么，也一定會明白我其實并不奢望得到什么確鑿的答案，因為那既是為難前輩，也是折磨自己。我們或許僅僅是展開一個迷人的謎面。這個答案是無從公開的，說狠一些，公開了，就形同“泄密”。

可有時候我們又不能徹底沉溺于秘而不宣，不解釋，不說明，或者解釋不了，說不清楚，那樣世界也只能是坍塌的。盡管在一個小說家心里，可能在坍塌與矗立之間，他們對世界的想象更傾向于前者，但誰都明白，說到底，世界是大家的，斷非只是小說家的。小說家壟斷不了對于世界的想象，一目了然，是世界容納著小說家。這里面有律令，有規矩，生鐵似的。

好吧，為了矗立的世界，我試著先問問自己——就拿《丁酉故事集》為例。

這本集子收入了我在丁酉年寫下的五個短篇小說。我將盡量誠實地數算寫作它們時的“動機”。然而，誠如這本集子后記里的那個對話所說：“寫這批作品之前，我并沒有這些篤定的前瞻，如今水落石出了，或者才恍然大悟——哦，原來它們是這個樣子……”，這個事后的數算，也只能是后知后覺。

這五個短篇分別發表在《收獲》《人民文學》《小說界》《作家》《作品》等文學刊物上。我在給《收獲》微信公號寫的創作談中，信誓旦旦地說：“無從想象”的確在今天剝奪著小說這門藝術的虛構特權——所謂現實比虛構更加富有想象力。同時我得坦白，我希望在《收獲》上發表一個短篇。這事關我私人的寫作計劃，我想要每一年都在這本心目中圣殿一般存在的刊物上留下一次痕跡。這沒什么好避諱的，也并非那么難以啟齒，我甚至想過，寫《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的塞林格，也同樣如此企圖著《紐約客》。你看，實際上，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寫作這件事情并沒有那么的玄奧，它的動機有時緊緊纏繞著現實。

發表在 《小說界》上的是一篇“命題作文”，它滿足了我對于寫作短篇小說 “游戲性”的那種認知——大家集體參與，在一個既定的規則之下，各顯其能。這里面顯然有 “競技”的成分，似乎格外能夠兌現我對這門藝術 “技術性”的強調。但這個“游戲”一點也不隨意，這個 “競技”一點也不機械，它們只是作為一個前提，強制性地成為一次寫作的動機，然后——小說本身開始了。

接下來輪到發表在《作品》上的《勢不可擋》。首先，驅動著我的是“勢不可擋”這個詞。因為那段時間，談論AI技術，談論人工智能，本身就有一股勢不可擋的架勢，朋友們見面時要說，乃至文學活動的主題都要圍繞著此類話題展開?！拔磥硪褋怼?，這個形勢突然變得空前盛大，那種極具強迫性的力量既令人興奮，又令人厭倦。那么好吧，寫作的動機于是產生了，回應一下，以小說家的方式，回應一下吧！

《會游泳的溺水者》發表在《作家》。這是一份我懷有特殊情感的刊物，如果你知道了迄今我所有的“小長篇”都是刊登在這本號稱“中國《紐約客》”的刊物上，你就能夠理解我的心情。我得給她寫小說。她當然不缺小說，但是我得給她寫。如此，我們大約又能總結出一個作家寫作時的“動機”——兌現情誼。同樣，這也沒什么可指責的。可指責的也許只是無情無義或者假以情誼粗制濫造。小說寫就，無論水準如何，我可以認真地說出，寫作之時，我是忠實于自己的能力的——甚至，我調動了自己曾經作為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經驗。

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如在水底，如在空中》的寫作動機也許最富“文學性”。那段時間我去了甘肅的武威，在街上，一座筑成錢幣模樣的雕塑吸引了我。它叫“涼造新泉”，這也是這枚當地出土的古幣的名字。是這個名字的音韻在一瞬間打動了我，加之武威街頭薄涼的春風，昏黃的夕陽，當這一切集體作用在一個小說家的身心之時，那個寫作的“動機”得以形成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于是，如你所見，在這個短篇里，也有一枚“涼造新泉”。

你看，數算下來，短篇小說的寫作動機似乎也并非完全無從循跡與描述。而數算一番，帶來的啟迪則是：當我們去描述，我們就能成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從而在描述里，發現那不可描述之事原來都能從現實之中找到確據。那無外乎就是榮譽感，情誼心，游戲精神，勢不可擋的形勢與一座橫在眼前的雕塑——所謂現實比虛構更加富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