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黃金一代”是怎樣煉成的？

《重讀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像帶、看世界杯轉播的時代……”這些天，《三聯生活周刊》前主編朱偉寫的這段話，伴隨著他新近出版的《重讀八十年代》，在文學圈屢屢“刷屏”。

講述1980年代文學史的作品有很多。 《重讀八十年代》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文學編輯的角度，近距離地、鮮活地重現了八十年代的文學現場。蘇童說： “如果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那朱偉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當年在 《人民文學》任編輯的朱偉，曾推出了劉索拉、阿城、莫言、余華、蘇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

在 《重讀八十年代》中，朱偉系統重讀和點評了十位活躍在文壇的作家的經典。在他的記錄中，作家們“成名前”的寫作風格和之后創作軌跡的變化，文學期刊打破以往條框、力推新人的 “編輯部故事”，都得以一一浮現。有人說，這是一部 “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文學史”，對當年的作家作品有著一份 “親歷者”的體察。而改革開放給文學界帶來的思想、創作風潮的變化，也在他的記錄中留下了清晰的軌跡。朱偉的 “重讀”，也是對改革開放40周年在文學領域的一次有意義的回望。

莫言的成名作是被“逼”出來的，余華最初學的是川端康成

今天我們回顧1980年代，會驚嘆于莫言、余華、蘇童等一大批年輕作家的橫空出世。但倘若真正將時間撥回當初，許多作家的出場，并沒有那么石破天驚。今天在文壇占據中堅地位的很多作家，早期作品的風格頗有些令人意外。而他們創作轉變的契機和軌跡，都在朱偉的這部書中留下了有趣而鮮活的印記。

書中寫到，莫言的成名作 《透明的紅蘿卜》，其實是 “逼”出來的。當年，莫言入選為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第一屆學員，同學中最出名的是 《高山下的花環》的作者李存葆。開學后，班上專門開會討論李存葆的新作，在一片贊揚聲中，唯有莫言坦率地唱了反調，而且言語中毫不客氣。這個出言不遜的毛頭小子，自然引來了眾人的不滿：只會說別人，自己又能寫出什么呢？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莫言一口氣寫出了 《透明的紅蘿卜》，他要用一部作品來 “爭一種東西”。

在此之前，莫言只發表過四五個短篇小說，處女作 《春夜雨霏霏》寫的是一位 “軍嫂”向守島部隊的丈夫表達思念之情。用朱偉的話說：“如果只看他剛開始的短篇，會覺得很稚嫩，覺得他完全不可能成功。”但 《透明的紅蘿卜》1985年發表在 《中國作家》上， “真有一下子耀亮文壇的感覺”。朱偉正是因為這部作品，認準了莫言。在他看來， “還沒有人能將意象表達出這樣一種凹凸感夸張的油畫般的感覺”。在那以后，他騎著自行車一次次趕往魏公村軍藝的宿舍找莫言，之后 《爆炸》 《紅高粱》都是經他之手，在 《人民文學》上發表。

“所以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契機，看自己是不是遇到自己合適的寫作方法。”朱偉說。余華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余華最初在 《北京文學》上發表的小說 《星星》，寫的是一個不合群的男孩在成長過程中的孤獨和憂傷，這篇文章在朱偉看來 “矯情稚嫩”，是一則敘述直白的 “習作”。后來與余華聊天時，他告訴朱偉，自己最初深受川端康成的影響，因為 《伊豆的舞女》而開始創作，所以走的也是細膩敏感的路子。但在朱偉看來，余華不是一個感覺特別細膩的作家，如果順著川端康成的路子寫，可能一輩子都出不來。直到1986年，讀到卡夫卡的 《鄉村醫生》后，他才如同醍醐灌頂，明白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這才有了1987年的 《十八歲出門遠行》 《四月三日事件》 《一九八六年》，余華脫胎換骨，一躍成為最耀眼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從這些 “蛻變”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思想的解放和活躍，海外文學的大量引進和傳播，對于作家們產生的深刻影響。可以說，正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這些改變，造就了八十年代的文學 “黃金時代”。

百花齊放的文學高峰，編輯是幕后英雄

陳村對于 《重讀八十年代》有這樣的 “概括”： “這本書闡述的是作家們如何憑那種被認為很不入流的寫法爬上文壇，編輯處心積慮將作品給鼓搗上版面。”雖是戲謔，卻也道出了重要的事實——當年，許多先鋒的作品并不受到廣泛認可，倘若沒有編輯敏銳的發現力，和力排眾議、打破常規在期刊上推出的勇氣，文學的走向或許會有很大不同。可以說，80年代的文學高峰，與文學期刊、文學編輯們在幕后的推動密不可分。

余華對朱偉有這樣的評價： “在那個時代，他對小說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他敏銳地發現了一部又一部當時離經叛道現在已成典范的小說。”

1985年，朱偉拿到了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這篇大膽的現代派小說讓他讀后直感到熱血僨張。但有人跟他說： “這稿子，你們 《人民文學》肯定發不了。”之前， 《人民文學》主要發表的都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作品，偶有青年作家上頭條，作品也是平穩的現實主義基調。為了力推 《你別無選擇》，朱偉寫了滿滿一頁的稿簽。沒想到的是，當時任 《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大力支持，激情澎湃地說，應該突破以往的條條框框，而 “青春的銳氣，活潑的生命，正是我們的向往”！1985年的第三期 《人民文學》將劉索拉的這部處女作用作了頭條，之后又相繼推出了阿城、莫言、馬原等作家的作品，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可以說， 《你別無選擇》的推出，在1980年代的文壇是一個標桿性的事件，它啟示了后來一系列作家的探索和創新。

舉辦筆會、創作班，也是各刊物培養作家的重要途徑。1982年，朱偉還在 《中國青年》當編輯，參與了期刊在桂林辦的培訓班， “其實就是把人圈起來寫稿子”。他的任務，就是每天和作家溝通創意，給出建議，監督他們創作。陳村就是當年培訓班中的一個，而且是最不羈的一個，他曾屢次與人密謀去外地游玩，都被朱偉斷然阻止。也難怪陳村后來半調侃半認真地說，這種放著好山好水不盡興地玩，關在房間里寫小說的培訓班，之后再也不會參加，“不上當了”。不僅如此，陳村一開始交了一篇應付的文章，但朱偉認為他完全沒有 “用力”， “斃”了以后繼續催逼。正是在這樣的 “逼迫”之下，陳村寫出了 《花狗子嘎利》，后來更名為 《藍旗》，榮獲了多個文學獎項。回過頭來，陳村對這個 “狠心”的監工是服氣的： “朱偉被我們認定是最厲害的文學編輯，是我們的編輯，自己人。”

如今，很多作家回憶朱偉，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輛綠色的鳳凰牌自行車。1980年代，他便是騎著這樣一輛車，從一個作家家里，去到另一個作家家里，從相識到相知。正是這輛自行車，串起了他個人的文學履跡，也串起了一張1980年代的文學地圖。它更詮釋了一名文學編輯優秀的理由。今天，我們回望那段輝煌的文學史，在關注那些星光熠熠的作家作品的同時，重新關注那些為文學浪潮推波助瀾的 “幕后英雄”，關注作品的生產、刊發和傳播，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