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圓桌 | 問題意識與文學意識：主題文學創作的方向與拓進空間——楊小凡小說《在希望的田野上》短評

優秀的主題文學創作是社會的畫卷、時代的強音，它不僅反映著時代的變化，思考著社會發展的規律，也代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文學發展的必然體現。十八大以來，中國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但也有多名脫貧英雄犧牲，將生命定格在脫貧戰場。作為彪炳史冊的時代壯舉，扶貧攻堅應是主題創作的重大主題，講好扶貧攻堅故事，塑造扶貧攻堅典型形象，也是當代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場扶貧攻堅戰中，楊小凡積極介入現實，深入現場，參加了對三個扶貧對象三年的幫扶活動，進而創作中篇小說《在希望的田野上》。關于主題文學創作的方向，吳義勤曾強調，主題創作是具有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創作，更是具有文學高度、藝術高度、思想高度的創作，要在文學的意義上認識它、討論它，才能保證其健康發展。在此，他強調了“文學性”的重要，也表明“文學性”是建立在“思想性”基礎上的“文學性”。故從思想性與文學性的角度探討本文，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切入路徑。

首先來談它的思想性。對于主題創作，大部分作者基本圍繞主題收集材料，確定視角，大多預設幫扶干部為高大上的英雄，扶貧對象們思想覺悟很高，基層干部也很給力，最終能在第一書記的帶領下解決困擾多年的貧困問題，不可避免地陷入主題先行或主題同質化的泥淖之中。本文作者則始終保持這份清醒，在人物塑造、材料選取、主題揭示等方面，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以更接近本質的虛構來詮釋其所見所思，展示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力。如在主要人物塑造上，作者在開篇交代扶貧干部夏雨參加扶貧工作的動機只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作為農村出身的他竟對灰塵漫天的農村生活不適應等，展示其普通人的一面，但英雄的本色還是使他在復雜的工作中接受磨煉，逐步成長為奉獻、忘我、創新、親民、實事求是、敢做敢當的第一書記。在材料取舍上，作者為大家講述了諸多小故事，但這些故事并不限于增強文本的可讀性，其真正用意在于揭示每個故事背后所隱含的問題，間接彰顯新時代農民的多元精神面貌。在主題揭示上，更多關注的是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如在扶貧政策的理解與實施方面，出現了填表式扶貧、假貧困戶、扶貧貪污等現實問題，還包括諸如脫貧標準的確定、評估驗收的科學性、基層干部的形式主義僵化思想、扶貧村干部的以權謀私、扶貧對象思想的不覺悟、脫貧又返貧的可能性等技術層面或思想層面的問題。如從社會學角度還反映出隨著社會的發展新時代鄉村存在著空心農村、留守兒童、土地流轉、法治、養老等問題，而在扶貧對象身上所出現的部分人性固有弱點問題，更令人深思。有人說，新時代的農民已經不同于魯迅時代的農民。確實，新時代的農民在文明開放的社會語境和科學完善的政策引領下，文化素質提升了，自主意識增強了，幸福指數增高了，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新時代農村之所以還會出現一定比例的貧困戶，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自身的思想局限性脫不了關系。在這方面作者有了重筆描摹，如“投毒”事件中的狹隘、陰暗心理；村婦吵架中道德倫理的淪喪；“修改年齡”事件中的“利”字當頭價值觀；對待貧困戶的態度由以“貧”為恥轉向以“貧”為榮等。因孔子而得名的齊家寺在傳承與弘揚儒家傳統文化精神之路上漸行漸遠。

如何處理上述問題？除了社會學層面以及人性固有的弱點問題，作者還是慎重地做出回應。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扶貧的體制與機制日益完善，村民的政治覺悟逐漸提高，道德水準也逐步提升，具體表現在：如扶貧期間，“酒閻王”同意搬遷、老人的贍養問題得到解決、婦聯會的成立使好人好事得到表揚等；如三年扶貧期滿，村民們流淚了，集體簽名要求夏雨留下；如夏雨因公喝酒猝死，村民們哭成一片，而在猝死事件的“定性”上，基層干部一致認可夏雨的扶貧功績，這些皆表明脫貧攻堅戰的復雜性和艱難性，也表明打贏扶貧攻堅戰的歷史必然性。作者對此充滿信心，正好與小說標題相契合，從而升華了主題。

再來談它的文學性。承前所述，在“寫什么”幾成定規的主題創作模式下，文學性對于主題創作而言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的“文學性”主要體現為鮮明的“文體意識”與一定的文化意蘊。如在處理“誰來敘述”時，小說采用亡靈視角，這種特殊形式的上帝視角在保證開放敘事的同時兼具第一人稱的溫度和貼切。在設置“如何敘述”時，圍繞猝死事件的“定性”展開交互敘述，讓相關人物輪番上臺，借助亡靈的回憶、聯想、內心獨白等，自然引出扶貧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小故事，既擺脫現實生活邏輯的規約，又完全符合現實生活邏輯本身。除了敘事自由，小說還以會場為中心舞臺，以亡靈視角為觸角，鋪陳展開三年多來扶貧過程中的枝枝葉葉，使得小說的內在結構近于劇本的“三一律”，時間、地點、場景高度集中，矛盾尖銳對立，化宏大的抽象敘事為具象的日常瑣事，增強了文本的生活質感。而文本又自然分為十小節，各節相對獨立又前后關聯，從外在框架上構建了并置式與串聯式相滲透的敘事結構，以一個個小故事推演出時代的大變革，頗具四兩撥千斤之妙。除了文體意識，作者將孔子傳說、藥城飲酒風俗等穿插文中，使民間故事、地域文化、傳說史志與扶貧故事相交融，增強了小說的文化韻味。

當然，若從更高標準看，小說在文學表達上還存有一定空間。如在語言表達上，個別語言如“今天我舍命陪你，不信感動不了你”，過于直白，無形中將人物形象平面化。而充斥通篇的述說、議論、說理等敘說方式，給人一種報告體小說的感覺。如在敘述節奏上，大概受限于中篇小說的容量，作者無心于控制節奏，或設置懸念來吸引讀者，而是順著敘述的慣性輕易地將包袱抖出，還是給人一種報告文學的錯覺。再如在細節的豐富性上，雖然小說插入諸多故事，包括對地域文化和民間故事的演繹等，但具有場景感的細節描寫不多。不過這些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相對于當前主題文學創作普遍存在的同質化、模式化、概念化等問題，本文跳出慣常思維，直面現實，思想深刻，視角獨特，情感真誠，人物立體，不失為脫貧攻堅主題文學創作的新收獲。

劉霞云，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與批評。現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文藝評論骨干班成員、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馬鞍山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馬鞍山文聯兼職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小說學會會員、中國新文學學會會員。

已出版《20世紀后20年長篇小說文體革新現象研究》《張弦藝術論》《當代名家小說研究》《人性邊緣》《流風遺韻話千古》等專著。在《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民族文學研究》《中國文藝評論》《當代文壇》《寧夏社會科學》《理論月刊》等學術刊物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六十余篇。研究成果分別獲第十六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安徽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第八屆“長江杯”江蘇文學評論一等獎；安徽省文藝評論一、二、三等獎；馬鞍山市社科優秀成果一、二、三等獎；馬鞍山市政府文藝獎一、二、三等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