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祥：重讀《老閨蜜》

須一瓜的《老閨蜜》發表在《收獲》2014年第2期上。我在2014年年底讀到這篇作品，并立即決定把它收入到我主編的一本年選中去。當時的閱讀印象已經模糊，不過僅僅是都市、女性——而且是衰老的女性——已經足夠引起我的興趣，在2014年，城市題材方興未艾，而當代文學中對于老年人的書寫更是稀少，這兩點，就足以說明《老閨蜜》在當代寫作中的獨特性。如今轉眼過去了5年，須一瓜的寫作之旅也越發寬闊，但是回過頭去再讀這篇《老閨蜜》，祛除其題材的因素，作為一部小說，它的可讀性并沒有絲毫的喪失，而其可解性，反而是越發豐厚起來。

《老閨蜜》以高老太婆和林老太婆的一次約會起筆，這約會是兩位年過七旬老人的固定節目，與往常不同的是，這一次有一個久違的老友——張麗芳——從新加坡回國了并且要加入她們的聚會。小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并非從聚會本身開始寫起，而是蕩開一筆，從高老太婆出門下樓開始，她的膝蓋已經不能承受時間之重，她在公交車上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由此引出的社會百態也紛至沓來，與此形成對位的是，林老太婆將局促的住所隔開出租只是為了換取一點可憐的租金，她穿著一件經過“改裝”的商業T恤，并一度在菜市場專挑剩下的菜蔬。這是一幅老年生活的速寫，身體的衰老和物質的局促在大時代繁榮昌盛的反襯下越發顯得昭彰。須一瓜有近乎刻薄的觀察力和白描能力，她將故事的主要場景安排在一個低廉的茶餐廳，于是我們就看到了兩個近乎漫畫人物的老婦女，瑟縮在繁華都市的一角，以其自身的剪影劃開時代生活的景觀，讓我們看到一種張愛玲式的朽壞和衰敗。

這么說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兩位老人的不幸生活全部是因為物質造成的，而實際情況是，相對于更廣泛的貧困人群，這兩位老人在物質上算得上是充裕的，她們生活在中國繁華的大都市，有固定的退休金以及租金收入，兒女雖然不孝順，但也都可以自食其力，所以她們才可以享受固定的約會時間——雖然往往是一壺水仙茶一包云片糕打發一上午。因此，對于這兩位老人的同情或者憐憫之情并非來自于物質層面，而更是來自于精神層面。相對于物質的局促，這兩位老人所呈現出來的精神的貧乏更讓人深思：她們的全部聊天內容都是對生活的抱怨、對社會的不滿，并同時將這種抱怨和不滿發泄于身邊之人。從小說的一開始高老太婆對鄰居的不滿，到公交車上對其他乘客的辱罵，再到茶餐廳里捉弄服務生，最后歇斯底里的爆發是對一個素不相識的跳樓者大喊：“是男人你就跳，我就賭你不敢跳……快跳啊，看的人都走了”……

從兩個老人的吐槽私語到突然加入到圍觀的人群中，須一瓜通過這一“圍觀跳樓”的事件將小說的思考層面挺進了一大步，這兩位老人現在不僅是自身的產物，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不僅僅是個體的產物，同時也是環境的產物。這“老閨蜜”的“老”，也就不僅僅是年齡的計數，同時也指向一種靈魂之老舊，之腐敗，之難以拯救。

讀者們或許會敏銳地意識到，有個人物一直缺席。對，這一次約會的主要推手張麗芳一直到小說結束了，依然沒有出現。而正是對這個張麗芳的等待和想象，使得這一次約會溢出了日常的慣例，發生了一點點小小的變形，這一變形使得這部小說超出了寫實的層面，而有了一點點荒誕和黑色幽默的色彩。熟悉文學史書寫的讀者或許會想起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文本，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的劇作《等待戈多》，兩個流浪漢日復一日地等待一個叫戈多的人，他們甚至都不知道這個戈多是誰！生活的虛無和精神的乏味由此得到了一種存在主義的表達。《老閨蜜》中的兩個老人也在等待著一個人，那個人也一直沒有出現，但是那個人是具體的、有名有姓的、有來路有去路的。須一瓜顯然不想將自己的小說抽象為對貝克特的一個復寫，她執著于生活具體的細節和喧鬧，盡可能地忠實于自己的感性和熱情——無論如何，這兩位老人還是愛這個世界的——雖然這愛看起來過于貪戀，也因此無法擺脫靈魂中的平庸，但這卻是真實的此時此刻的中國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