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圓桌 | 論楊慶祥文學批評的主體性

論楊慶祥文學批評的主體性

陳振華 王達敏

摘要：楊慶祥作為當代80后批評家與人文學者的代表，其文學批評與學術研究具有顯著的代際色彩、時代印記與個性特征。強烈的問題意識是其立論的基礎與出發點，鮮明的批判精神切中了當代文學的病理與癥候，寬廣的思想視域使其文學批評高屋建瓴，“六經注我”的批評氣象顯現了個人的辨識度，對新時代前沿與現場的言說更是聚焦“人民性”“時代性”與“歷史總體性”，這些都充分彰顯了其批評與學術研究的主體性。楊慶祥也以自己持續不斷的書寫，加入對時代精神的構建。同時，憑借著獲魯獎的《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他的文學批評也呈現出新的景觀，抵達新的境界。

關鍵詞：80后批評家；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前沿與現場；新時代寫作

盡管楊慶祥本人并不愿特別彰顯“80后”的代際身份，但在文學界、學術界，其代際身份仍然被反復提及乃至標簽化。80后詩人、80后批評家、80后學人這樣的指稱背后，是學界對代際身份意識的敏感、青年主體性的體認抑或是對80后“想象的共同體”中“一個”的勘察。這里姑且不論作為詩人的楊慶祥，他出版過《在邊緣上行走》《虛語》《我選擇哭泣和愛你》《所有未來的倒影》（戴濰娜 楊慶祥 嚴彬三人詩選）《世界等于零》等詩集，也曾獲得《詩歌月刊》全國探索詩大賽一等獎，中國80后詩歌十年成就獎和首屆《人民文學》詩歌獎。然而，楊慶祥的主業是文學批評和研究。就目力所及，目前出版的文學評論、思想隨筆或學術研究論著有《80后，怎么辦？》《文學的現場》《無法命名的個人》《以文學為志業——“80后”學人三人談》（楊慶祥 金理 黃平合著）《現場的角力》《局勢中的文學》《“重寫”的限度——“重寫文學史”的想象與實踐》《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從1980年代到當下》《分裂的想象》《文學史的多重面孔》（與人合著）《重讀路遙》（與程光煒合著）《文學寫作與歷史想象》《文學對話錄》《一種模仿的精神生活》以及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作為批評家和青年學者的楊慶祥不僅成果豐碩，而且他的文學批評與研究具有很強的辨識度、影響力、思想性和穿透性以及80后的代際特質，成為青年一代非常有影響的批評家與人文學者。獲得過“嬌子·未來大家”中國年度青年批評家獎（2011）、第十屆上海文學獎（2013）、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2014）、第二屆《十月》青年作家獎（2015）、第四屆馮牧文學獎（2016）、第三屆茅盾文學新人獎（2019）和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2022）等一系列重要獎項。羅列這些獎項意在表明：楊慶祥的文學批評一直在當代文學現場的前沿與核心地帶。其文學批評與研究涉獵廣泛，主要體現在“80后”文學創作研究、1980年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文學史重寫的反思、路遙研究、當代文學前沿與現場的多維探勘、新時代文學寫作等諸多方面，這里從幾個主要方面討論楊慶祥的文學批評的個性、特色、影響與成就。

一、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批判精神

在《80后，怎么辦？》這部有影響的評論隨筆集中，批評家楊慶祥的問題意識得以集中體現。文集的命名直奔問題：80后，怎么辦？并在行文中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往哪里去？文集中以極具個性的“我”追問極富代際色彩的復數的“我們”，評論家以80后代言人的角色從自身歷史與現實境遇出發，追索從大時代到小時代的歷史嬗變進程中，作為80后一代人的的生存形態與精神癥候：“這說明歷史虛無主義和某種淺薄的存在主義已經在這一代人身上內在化了。”^[1]問題意識是評論或研究的邏輯起點，是論者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做出的能動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應，也是批評主體對問題產生疑惑、焦慮、探索的一種心理狀態，就批評或研究而言，這是一種可貴的心理狀態和思維品質。誠然，任何批評或研究都或多或少帶有問題意識，只是楊慶祥的問題意識極為強烈和凸顯，他對80后精神境遇的關切，不唯是切膚的個人經驗，更是對時代語境的深度反詰。楊慶祥的問題意識在其批評領域無處不在。在對1980年代文學重新審視中，正如孫郁所言：“他認為，去政治化的文人寫作，其實帶著一種新的政治，思想的啟蒙又把象牙塔里的烏托邦世界重新喚出來。”^[2]楊慶祥發現了問題所在，過去的20世紀80年代文學，因過分強調去政治化而疏離了“十七年”文學傳統，從而墜入新的二元對立的思維窠臼，因此他主張將1980年代的文學研究重新問題化，重返復雜的文學歷史現場，破除單一的啟蒙、主體性、審美性等現代性認知框架，充分意識到1980年代文學在純文學的理念下，歷史意識普遍弱化的問題所在。對路遙的重新闡釋，楊慶祥的問題意識依然貫穿始終。評論家清醒地意識到路遙研究熱背后的問題：一種陳舊的“政治美學”氣味的出現。論文《路遙的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兼及1985年前后“文學場”的歷史分析》《妥協的結局和解放的難度——重讀<人生>》以及論著《重讀路遙》中，論者另辟蹊徑，從路遙的創作心理、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等方面，還原了路遙創作的真實情境，并對路遙的文學史價值予以重新評判，對路遙所秉持的現實主義寫作倫理也給予了充分肯定。關于重寫文學史，楊慶祥也是在重寫文學史的問題語境中，努力闡明文學史重寫過程中對技術問題或審美性的過分倚重，以及有關文學史敘事體式和書寫權力的問題。論著《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直接以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之間的內在關系為論述的核心，從中可以看出論者以一貫的問題意識為其立論的基礎和出發點。可以說，楊慶祥的問題意識強化了其論述的有效性、力度和影響力，在當下的文學批評與學術研究場域中，其文論極為鮮明的問題意識也彰顯了其批評的力度、辨識度與主體性。

與問題意識直接關聯的是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批判精神。青年時期的楊慶祥確實具有叛逆精神，其批評的鋒芒所向，確實切中了時代的某些病理與癥候。年近中年的楊慶祥在增加其批評的理論性、學理性的同時仍難掩其批判的銳氣。激濁揚清本就是批評的基本倫理，吳義勤指出：“當下社會對文學批評最大不滿和最深焦慮是文學批評沒有力量、沒有銳氣、不敢‘否定’、無力‘批判’，不能亮劍發聲、沒有發揮‘利器’的作用。”^[3]批評的庸俗化、犬儒化、虛飾化敗壞了批評的聲譽，尤其是批判精神的缺席導致了批評的有效性正當性受到了普遍的質疑。楊慶祥的批評之所以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尤其是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正與其鮮明的批判精神、與其說真話、發真聲密切相關，他的文學批評與學術探索遠離那些無關痛癢的話題，直擊時代的痛點。比如他對80后一代人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對淺薄的存在主義生存狀態的批判，對充滿小資情調和中產階級迷夢的批判，對沉默的“復數”的批判，對韓寒“抵抗”假面的批判，對韓少功的文化焦慮與文化宿命的深度剖析，對當下中國文化癥候的批判，對所謂資本化寫作的批評，對純文學遠離歷史意識的批評，對重寫文學史等諸多現象的分析評判等等，無不彰顯出一個青年批評家和人文學者的銳氣和質疑精神。他本人對此也有清醒的自覺：“批評同樣需要‘痛感’，批評的‘痛’，就是在細細剔清一個作家與他的時代、社會、歷史的血肉關聯時候的‘痛’；這種痛，就是要破除個體作家‘獨自成蛹’的神話，‘揭穿文本私密性、私人化的現象，（發現）這些文本與歷史場景有著深厚及共謀性的關聯’，從而在個體寫作中發現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甚至命運。”^[4]在對80后作家張悅然創作的批評中，楊慶祥直言不諱地指出：“對于張悅然而言，她從一開始就被裹挾于這一資本化進程之中，當下的現實就是他們唯一的‘認識裝置’，時間對于他們來說幾乎是靜止的，他們無法在一種對比或者斷裂的情況下寫作，因此，她的寫作可能更傾向于空間性，并在這種奔突中窮盡個體的略顯單薄的想象力。”^[5]在楊慶祥看來，張悅然的創作缺乏歷史感和時間意識，這不只是其個人的創作問題，它實質上指向的是80后作家創作整體性歷史意識的匱乏。楊慶祥的批判精神不是個人情緒的宣泄，而是建基于深厚的學理分析以及對文本的細部闡釋，更是基于批評主體的知識譜系和認知結構，這種批判精神回歸了批評的道義和學術倫理，讓文學批評成為一種有效的“利器”。

二、寬廣的思想視域與“六經注我”的批評氣象

楊慶祥批評與學術的視域無疑是寬廣的。當然，其批評不限于文學領域，思想、文化、社會、歷史等很多領域他都有發聲，經常“出圈”。他關注80后的生存境遇與精神狀態，關注社會文化的征候及其變遷，關注后疫情時代的世界，關注新時代的人文主題與社會現實，他也關注不同族群的階級意識、階層意識，尤其是關注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的生存真相。他經常在《中國新聞周刊》《鳳凰網》等非文學類的刊物和網絡平臺發表對現實的評論與觀感，如《九十年代斷代》《關于平凡的哲學思考》《新冠疫情會一定程度上影響人性的結構》等。他對社會現實、歷史、世界、人生問題的廣泛關注，夯實了其文學批評和研究的經驗基礎和思想根基，如此寬廣的思想視域在同代人中是不多見的。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楊慶祥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批評家，更是一個時代的人文學者。單就文學批評與研究看，楊慶祥同樣具有極為寬廣的國際視域和現代性知識譜系。他經常批評當代作家的寫作視野不夠寬廣，缺乏國際視域和人類學視野，只盯著鄉土、地域、風俗、人情等傳統性題材，而缺乏向內和向外的實質性開拓。作為學者和批評家，楊慶祥具有相較一般學者更開闊的思想視域與更系統化的現代性“認識裝置”。這與他長年在學院受到系統的學術訓練以及本人的思想旨趣有關。他的文章和論著中，我們能看到他援引許多現代性知識譜系中大師們的思想資源，諸如齊奧爾格·西美爾、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福柯、皮埃爾·布迪厄、竹內好、柯林伍德、特里·伊格爾頓、薩義德、羅·埃斯卡皮、巴赫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馬塞爾·普魯斯特、齊澤克、安敏成、普實克、讓·貝西埃、宇文所安、喬治·斯坦納、羅布特·博因頓、約翰·霍洛韋爾、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查爾斯·泰勒、居伊·德波、瓦爾特·本雅明……也有我們國內近現代一線的思想界、評論界的思想資源，如李澤厚、劉再復、甘陽、汪暉、李陀等等。這些思想資源不僅限于文學場域，而且旁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語言、哲學、美學、倫理、宗教、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多重資源的廣泛征引，自然而然強化了論說的思想性、學理性和思辨性，楊慶祥對這些現代性思想資源駕輕就熟，將它們有機地融入論述的邏輯和思想肌理之中，以開闊的胸襟、高屋建瓴的視點將論說對象納入其中，充分展現出批評家和學者的“硬核”實力。盡管思想視域寬廣，援引學術資源豐富，但這些資源最終都是為了文學批評和研究的深入，為了學術探索和創新服務。從整體上看，楊慶祥的思想資源絕大多數來源于近現代的現代性知識譜系，可以說，他批評或研究的“認識裝置”基本在現代性的框架之內，盡管他也反思現代性的負面因素，質疑啟蒙、革命、進化論或進步論的歷史觀、時間觀，然而，其反思批判的邊界并沒有超越現代性視域。

正是因為寬廣的學術視野，形成了楊慶祥超越性的批評與研究風采。青年批評家徐剛曾言：“他做批評，有一個非常討巧的地方，你很少看見他去評價一個作品的好還是不好，尤其是他還是一個詩人，明明有很好的鑒別力，但是他永遠在通過作品說他想說的話，比如社會，比如歷史，永遠有一個更大的東西在文學背后，這是他的批評所追求的東西。”^[6]這是楊慶祥文學批評一個非常個人化的顯著特色，在對對象的闡釋過程中，凸顯“我思”，彰顯“我”的觀念、思想、認知、判斷甚或情感。楊慶祥做文學批評和研究，從整體上看，就是“六經注我”式的批評，充分張揚批評者的主體性，體現批評家和人文學者的思想個性、價值認知與審美判斷。這不是討巧，恰恰是對批評高度的追尋，對超越性批評的渴求，對建構主體自我的自覺。從“我注六經”到“六經注我”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間要經歷不斷修煉、進化和超越的歷程。楊慶祥在自己的博士論文后記中曾說“完全把自我排斥在寫作之外”，這是為了確保批評的客觀性，這對于初始階段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隨著他閱歷的增多和精神的成長與成熟，他在批評和學術上愈來愈自信，越來越有意識地發出“屬己”的聲音。因而他的批評和學術越來越傾向于以“六經注我”的方式進行自我建構。楊慶祥“六經注我”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在《80后，怎么辦？》中，北島認為：“把社會現實、作品分析和批評家的個人經驗融合在一個整體性的批評實踐當中——這是一種實驗性的寫作。”^[7]這里，批評家的個人經驗、情感、遭際實際上形構了80后一代人的生存體驗和心靈狀態。而社會現實、作品分析都歸趨以“個人”的歷史/時代境遇所引發的“怎么辦？”，楊慶祥以社會現實和作品分析為依托，更為廣泛、普遍性地注解了“我”這一代人的生存經驗和靈魂真相。更多的時候，楊慶祥是依托闡釋對象或超越闡釋對象，來表達對世界、社會、歷史、人生、文學等方面的認知、理念與判斷，也就是徐剛所說的，在批評背后有著一個更大的東西，或者說所有的材料、文本、細節、闡釋都是為了注解“我”對世界的理解。可能會有人質疑，這樣的批評會不會脫離文本，自說自話？就閱讀楊慶祥的文學批評而言，這樣的擔心是多余的，他的“六經注我”，有著非常深厚、扎實的文本閱讀基礎，而所有材料或資源對“我”的注解均建立在“六經”的地基之上。這有點像以前吳炫所標識的穿越式批評，但楊慶祥顯然更具學理性，更注重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語境化，更注重在大語境的格局中構建自己的批評話語，在多維的“視界融合”中形成自己的觀念體系。還有一種方式，就是楊慶祥在其批評學術上采用了多樣性的批評文體，它們也對形成批評個性和主體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文已經提及《80后，怎么辦》的實驗性文體，除此以外，楊慶祥也有諸多學院派的“高頭講章”，排斥了“我”的介入，恰恰反向形成了批評的主體品格。楊慶祥還有大量的訪談、對話、研討會發言、講座，這些可以視為批評的別樣文體，在這些文體中，批評家對自己的生活經歷、批評理想、學術進路以及對當代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等進行了多面的暢談，也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批評家的真實內心與對文學文化的多方位思考，這也可以視為對“我”的闡釋與敞開。《以文學為志業——“80后學人”三人談》曾在《南方文壇》上以專欄的形式連載，楊慶祥、金理和黃平擴大了80后學人在學術界的影響。在楊慶祥看來：“我們三人都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有著這個‘代際’特有的一些觀念和經驗并自然投射到我們的研究中；其次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種區隔也是將個體‘歷史化’的行為，個體只有把自己置于某一歷史位置才能理解自我和歷史。”^[8]可見，楊慶祥對自己的歷史定位非常清醒，而“歷史化”則是80后學人的必由之路。在《文學對話錄》中，楊慶祥通過對話的方式，與莫言、劉心武、錢理群、陳思和、王曉明、毛時安、吳亮、李陀、楊曉帆、袁園、周明全、程光煒等作家、學者就一系列當代文學的話題展開訪談，在對話的過程中，諸多深邃、前沿、敏銳的話題被深度討論與辯駁，在交互主體性的“對話”中，愈加增強了學術批評的現場感與時代感。在最近評論陳福民《北緯四十度》的闡釋中，楊慶祥別開生面地采用了虛構體評論：《讓我們聽聽北緯40度的聲音吧》，這無疑又豐富了批評文體的維度，其獨特性、主體性、辨識度進一步躍升。剛剛出版的學術隨筆《一種模仿的精神生活》（2023年9月）探討“一代人的光與影”，該書甫一面世，就受到多方好評。梁鴻指出，《一種模仿的精神生活》抓住了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問題，“我們在過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樣的生活不是一種模仿的精神生活？”是這本書帶給我們的思考。這本書聚焦時代重大的技術改革、人文精神，對時代的核心問題進行回答并試圖尋找與之相應的精神狀態——這是楊慶祥以隨筆的形式體現的“我思”。

三、前沿、現場與新時代的言說

對當代文學前沿和現場的關注一直是楊慶祥文學批評的重要面向。文學批評畢竟不同于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建構，它需要及時、有效地介入當下正在發生的文學現象，關注文學前沿動向和文學現場中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種文學生態。作為80后批評家的重要代表，楊慶祥一直保持著和當下文學的同步并具有超前意識。其論著《文學的現場》《現場的角力》《尋找文學的新可能》《局勢中的文學》，從命名就能看出他對當下文學現場與前沿的看重。楊慶祥的文學批評并不回避前沿與現場的熱點、焦點話題。比如近些年學界關注的1980年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問題，在對1980年代文學評價的過程中，楊慶祥特別強調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當然這和他的博士導師程光煒是一脈相承的，他的系列論文《80年代：“歷史化”視野中的文學史問題》《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學”》《<新小說在1985年>中的小說觀念》《“潘曉討論”：社會問題與文學敘事》等將1980年代的文學重新問題化和歷史化，促成對80年代文學復雜性的理解；對一直備受矚目的重寫文學史問題，楊慶祥也寫了多篇宏論：《如何理解“重寫文學史”的“歷史性”》《審美原則、敘事體式和文學史的“權力”》《在“大歷史”中建構“文學史”》等，條分縷析地闡釋了重寫文學史的歷史性；至于80后寫作以及代際劃分，批評家給予了80后作家張悅然、郭敬明、韓寒等同代人有力的解剖與批判；談論青年寫作，楊慶祥從坐標定位、歷史覺醒和內在維度等方面對青年寫作的現實與未來進行深度論析；科幻文學與人工智能AI寫作也是楊慶祥近年關注的前沿話題，尤其是AI寫作所涉及的寫作倫理，楊慶祥不無憂慮地提出：“我們時代的詩歌寫作是不是已經變得越來越程序化，越來越具有所謂的‘詩意’，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習得’‘學習’‘訓練’的氣質？我們是不是僅僅在進行一種‘習得’的寫作，而遺忘了詩歌寫作作為‘人之心聲’的最初的起源？”^[9]關于新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寫作，楊慶祥也以知識考古的方式細細梳理非虛構的來龍去脈，在厘清非虛構的本質定義與當下內涵的前提下，他就非虛構的當下與可能進行了探究，等等。很多前沿或現場的文學話題，楊慶祥要么獨自命名如“新傷痕文學”，要么以核心成員參與命名如“新南方寫作”“青年寫作”，要么作為主持者如“新坐標書系”“青科幻系列”。批評家楊慶祥一直處在當代文學的現場與前沿，意氣風發，激揚文字，他的聲音總出現在時代文學潮流的風口。

2021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楊慶祥的學術論著：《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藉此，楊慶祥獲得了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他的文學批評與人文學術也呈現出新的景觀，抵達新的境界。評論集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綜論、宏論也是縱論，下編則是作家作品論，是對部分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具體闡釋，更注重文本細讀。無論綜論還是作家作品論，論著都面向新時代的文學寫作景觀，是對當下文學從小時代走向大時代的深度勘察，并在其一貫的批判視域中建構當下瞻望未來。“時間開始了！”胡風的興奮源于新中國的誕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一個大時代。新時期之新在于改革開放，這也是一個大時代，經濟改革波瀾壯闊，思想解放春風浩蕩。1990年代開啟，這是市場經濟的“新時間”“新紀元”，也是一個“物質神話”降臨的時刻，這何嘗不是一個大時代？然而，市場經濟大時代的歷史進程卻也導致了思想的多元，歷史總體性的瀕臨裂解，個人與歷史的脫鉤。從文學精神層面而言，這又是一個張揚“個人”“孤獨”“憂傷”“欲望”“自我”的小時代。在楊慶祥看來，“仰望天空的小孩”，是郭敬明等80后一代人的矯情與歷史虛無主義。而新時代則是告別個人主義、小資迷夢、思想碎片化時期的大時代，文學也必然要完成從私人化、欲望化、去歷史化寫作到重建總體性和宏大敘事的時代位移，從小時代再次走向大時代，這不是歷史的輪回，而是螺旋上升。

首先，楊慶祥闡明“人民性”是文學從小時代走向大時代的思想根基。文集之所以命名為“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是來源于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在德波看來，當下的社會發展到了一個獨特的景觀階段，“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都僅僅成了表征。”確實，在一個媒體、新媒體、網絡、影像、資訊異常發達的年代，世界已經表象化了，甚至以各種不同的影像為其外部的顯現形式，景觀的在場往往遮蔽了社會的原貌。所以，新時代文學要直面文學的景觀化、表象化、虛擬化、平面化的多重挑戰。文學自然也要完成從小時代到大時代的歷史嬗變。如何抵御景觀化的文學？文集首篇：《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開宗明義：“如果我們的青年寫作僅僅停留在這些景觀化的層面，就會因為某種內在性和整體性的喪失而失去對話的力量……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我們這個世紀的重心？或是說世紀的重心以什么形象呈現其美學和歷史的內容？經過長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10]“人民性”不僅僅是新世紀文學的重心，也是新時代文學寫作最本質、最醒目的“景觀”，更是文學寫作從小時代邁向大時代的核心標志。楊慶祥在《創造內在于時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詩》中分析：“新時代的時間觀念不再是以‘西方時間’為主導的線性時間，而是一種基于不同歷史傳統和文化特征的各民族時間觀念的交織互動，這種交織互動與建基于互聯網的天網技術協調一致，線性時間觀念變成了網狀時間觀念。”“新時代也意味著新的主體。在這一新的主體里，‘人民性’是其核心要義。”^[11]可以說“人民性”給新時代的文學寫作奠定了基調。如果說十七年文學是革命現實主義的一統天下，新時期文學是審美現實主義、純文學、主體性為主導，那么新時代文學則以“人民性”為根基。新時代文學既要破除既往意識形態文學的僵化，也要避免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同時也要破除唯審美主義的迷執，讓新時代文學寫作接通歷史意識、秉持時代精神，回到大地和人民。

其次，批評家試圖憑借批評話語重建時代或歷史的總體性。如果說新時代之前的諸多論述側重于“分裂的想象”，楊慶祥新時代的言說則是彌合分歧，重構新的想象和整體性，有關青年寫作、新南方寫作、新政治抒情詩、非虛構寫作、科幻寫作等都是在整合新的寫作資源，展開新的文學想象。因此，楊慶祥寄希望于青年寫作，寄希望于青年作家的歷史意識和現實意識的雙重覺醒。在《21世紀青年寫作的坐標系、歷史覺醒與內在維度》一文中，楊慶祥更是亟待青年寫作告別青春期抒發和自動寫作，以厚重的作品去書寫時代，青年作家應該自覺賡續魯迅以降的啟蒙主義精神，于內在的“現代性”書寫中體現時代的總體性。在具體的作家作品論中，楊慶祥通過一個個新時代文學創作個案，彰顯時代精神，如評論李修文的《詩來見我》，文章著意于文本中的“生命之詩與大地之魂”；談論付秀瑩的《陌上》，論述著眼于“鄉土敘事”的新變；科幻文學代表著未來的面向，在討論王威廉的《野未來》時，楊慶祥已經關注后科幻寫作的可能，甚至科幻文學也被視為還原了“小說作為世界體系的總體性和完整感”。^[12]與青年時代的批評文章相較，當下的楊慶祥少了年少時期的峻急和鋒芒外露，多了沉穩、厚重和大氣。讀《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里的文章，盡管批判的鋒芒仍在，但言說多建立在邏輯縝密的學理層面上。上編系列綜論的文章視野開闊、旁征博引，問題意識、思想光芒、真知灼見均在舉重若輕的論述中逐一顯現。下編作家作品論，深入文本肌理，每于幽微處有獨到的審美發現。

再次，楊慶祥賦予了這本書以主體詢喚與希望建構的雙重期待。“詢喚”是拉康與齊澤克精神分析的一個概念。“不同的詢喚詢喚出不同的主體”，楊慶祥在這本書中對新時代文學寫作主體作了不同的詢喚。青年是國家民族的未來，也是文學創作的未來，《21世紀青年寫作的坐標系、歷史覺醒與內在維度》一文中，楊慶祥期待青年一代找準自身的坐標定位，接通歷史意識，并將現代性追求內在化，這是對青年主體的深情詢喚。《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詢喚的是新南方寫作的主體和漢語寫作的主體及其主權。關于AI寫作所涉及的寫作倫理，批評家對寫作的主體是人還是人工智能機器人發出了靈魂之問。看得出，楊慶祥詢喚的依然是“人”才是寫作的真正主體。《創造內在于時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詩》一文詢喚“新抒情詩”，亦即新時代的政治抒情詩創作主體的出現，創作出“歷史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詩歌作品”。另外，這本書還給未來文學創作以希望，書的腰封上寫道：“寫作不僅僅是解釋和想象世界，同時也在改造和建設世界。”因此，這本書不單是對新時代文學寫作的觀察和闡釋，也是對新時代文學面向人民、面向時代、面向社會、面向世界的創造與建設。

楊慶祥是一個深具歷史意識和使命感的批評家、人文學者。他對世界、社會、文學、歷史、時代有著清晰的認知，時刻保持著頭腦的清醒。他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對個人主義墮入淺薄利己主義的批判，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批判，對小資迷夢的批判，對當下文學生態的批判等都始終貫穿著歷史化的維度，這是難能可貴的。只有將思想或文學議題置于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充分語境化和歷史化，才能夠廓清層層疊疊的認知迷障，重返歷史的原生狀貌和復雜性。楊慶祥也以自己持續不斷的書寫，加入對時代精神的構建，以自身的批判性和建構性批評實踐，促成新時代文學從小時代走向大時代，尤其是在新時代，楊慶祥認為“文學書寫依然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通過不斷的，持續的書寫把支離破碎的歷史縫合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個人與歷史能夠發生有效的關系，或者說，個人通過閱讀加入歷史中去，然后完成現實性的（而非想象性的）成長。”^[13]正如他自己所言，歷史就在腳下，世界從來就不虛無。也許有一天，經過漫長的求索時代，我們最終會在歷史中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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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26.

[13]楊慶祥.分裂的想象[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7.

該文系2022年度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新世紀皖籍批評家研究（編號：AHSKY2022D237）階段性成果。

(原載《淮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